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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简明主席在中国华信品牌与文化建设会议上的讲话 中国华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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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根据讲话录音全文整理,具体工作部署内容除外)

 

真正优秀企业的战略就是一把手战略,文化也是一把手文化。当战略要找别人设计的时候,那就是不可行的。我对品牌建设是十分重视的,在战略委专门设立了品牌小组,我当组长。华信的战略今天就不重复讲了,因为在多次会议上都谈了。中国华信在这一两年发展这么快,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,实际是厚积薄发,厚德载物,二十年经营积累下来就相当于解放战争到1949年。这种变化不是一年或几年的周期,而是一周就有一个变化。就像盖大楼一样,今天来看刚盖了一层,过一个星期又增加了几层,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现在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型机遇期,我们原来可能只是一艘舰艇,现在变成一个航空母舰集群。这么多的公司要如何管理?最近我在做三件事,首先是制定战略,战略布局完成后就是品牌战略的设计,紧接着就是战术的分工部署与执行,最后就是调整完善机制和制度。这种机制与制度都要是可行的,而不是靠别人的理论设计。每个企业的机制是不同的,因为每个企业的战略不同。如果机制不能为战略服务,那这些机制设计出来就会存在很多的矛盾。

品牌其实是战略与战术的结合,首先要理解中国华信的战略。就像要盖100层的金茂大厦,很多员工还在挖地基,越高的房子是越往下挖的。盖100层大楼的时候,底下要挖得很深很大,和盖上去一样难,可能更难,这与盖三五层房子的地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品牌设计是不一样的,虽然你今天看到的是在盖第一层,但要在100层的建筑上来做品牌设计。要讲清楚为什么能盖100层,而且基础已经挖好了。这个不讲清楚,别人就不理解,还会质疑你的房子为什么盖得这么快。因此这不是设计1000亿格局的品牌了,实际是一个即将有2万亿资产的公司在做品牌设计。这就像1949年解放战争时一样,有的小分队还在山里打游击,他不懂全局,品牌和制度的设计不讲清楚,别人就看不懂。

每个企业都有愿景,中国华信也有伟大的愿景;如果没有愿景,企业就会迷失方向。企业战略与资源,文化与制度,管理者和被管理者,企业核心就是这三种关系,它们要相互匹配,有什么样的战略,用什么样的资源来实现,还要有什么样的人来做事。任何经济运营都在于管人,像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,我通篇读下来总结就是讲三件事。首先是讲资本,资本本身就是土地与资源,资本的对立面就是负债,因此资本和负债是对立的。第二个是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,每个时代的变革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革命。生产力增加了,第三个问题就是剩余价值和分配的对立问题。原始社会没有剩余价值,那就很好办。工业革命以后,剩余价值变多了,分配就成问题了。因为人是自私的,都欲壑难填,都想得到更多。要解决自身和眼前的问题,这个就要从文化讲起,因为任何的集体都离不开人。人是环境的产物。环境有大环境和小环境,大环境有国家、政治、人文、宗教等要素的影响。小环境就是你的父母、交的朋友、生活的家庭、所在的单位,这些小环境的因素都能影响人。来自不同环境的人聚集在一起,都想按照一个标准,这是很困难的。

首先谈谈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关系。我们讲中华五千年,上两千五百年就有华夏文明了,欧洲文明是不断地在战争中形成的,欧洲今天所做的事,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反过来还要学习它呢?主要就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,使生产力剧增,生产关系理顺了,剩余价值更多了,重要的是经济形式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创造了公司体制,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了,又使公司成为经济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纽带。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提高了很多,而中国没有从封建时代进化出来,落后了。到清末的时候,所有人都感觉西方文明是最好的,能救中国。

为什么讲这些?讲这些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们要设立什么样的文化才能走向国际,如果自己都不懂得中华文化是什么,更不能结合华信文化,那怎么走出去?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,就什么都学西方,开始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搞洋务运动。但是紧接着甲午海战几次战争之后,北洋舰队号称亚洲第一强大的舰队,被日本一下就打掉了。所以发现只是学西方造机器没有用,要把中华文化全盘否定,才能救中国。结果把孔子为代表的都请下神坛,一切中华文化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落后的。清政府就这样倒台了,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倒台了,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,学西方文明。实际这个东西能学得会吗?学不会。全盘否定之后,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。

我们的为官之道、为商之道、为人之道,所有一切的都还是儒释道。因此了解儒释道里面几次大的文化变迁,就知道中国的文化如何形成了中国人的性格。最早的文化是神学,最初是在部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到周代是一统。俗话说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,人们不理解。借用神化故事就是姜子牙他能封神,当时是巫师文化,每个部落、部族实际就是一个邦国,都崇拜一个神。姜子牙封神的故事,就是把分散无序的部落统一到一个国家,把神讲清楚了,分成三六九等,所有人都依附周天子,那个时候就天下一统,形成了有序的邦国制度,建立了世袭的爵位。

这种世袭制又产生了新的社会后果,就是禁锢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,贵族永远世袭,贪婪而把人性的欲望推到极致,老百姓更多变成奴隶,永远没有出头之日,最后民不聊生,所以就乱了。而且贵族之间也互相争斗,谁都想得到更多。都感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,到春秋战国各种思想产生出来,百家争鸣。最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,这个进步就是秦统一六国。秦始皇能灭六国,大家讲了很多理由,实际最重要的就是文化的进步。因为秦国运用法家文化,行使集权制度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,使一切的力量都向它倾斜。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进步。

秦始皇形成了大一统,实现了集权的帝制,后来两千多年一直沿用了他的体制,所谓百代都行秦王政。到汉武帝独尊儒术,他把儒学拿来治理国家,形成了儒家文化,以儒家文化治理朝政,其他文化为辅。儒学很关键的还是分成精英阶层和老百姓,精英阶层吸纳了很多儒生,我们叫学而优则仕,仕其实就是儒生。也就是能出相入仕,学习好的都当官,当官就为皇家服务,所以儒家与官家体系,也就是皇家的贵族形成了很默契的合作。但是孔子以降的设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,把道德的标准设置得高于一切。我们讲士、农、工、商,士是老百姓最高的级别,要进入士首先是君子,他把君子和小人区分开,君子的标准太高,小人又不能登堂入室。就变成了小人没有出头之日,君子很难达到那个标准。变成很多士自己想当君子,又达不到这个标准怎么办?变成了很多伪君子。这两千多年来的精英阶层很多是伪君子。实际他也不是坏人,是我们言传身教延续下来的,是文化中的糟粕让他变成这样。

东汉末年,三国时期到南北朝战乱不断,儒教体系崩溃,那个时期引进了佛教,我们开始是没有佛教的,最早是以道教神学为主,后来是儒教,到了这个时期才有佛学进来,特别是到盛唐时期。佛教很重要的就是第一次把生与死的问题讲得很清楚,那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讲清楚。因为孔子不讲生死,他说“未知生,焉知死”,生的问题都讲不清楚,怎么讲死的问题。但是佛能讲清楚,你来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吃苦,你不断地磨炼自己,使自己提升。他讲了三道轮回,六道往返。三道第一是畜生道,第二是人道,第三是鬼道。畜牲道有生,但没有命,就是他没有思想,他只有动物本能。好比乌龟,你一碰它,头就缩进去了,它会保护自己。这叫有生,但是没有命。至于人道,人是有思想的,他第一次把人解释为是两体组成的,有思想体,也就是精神体和肉身。肉身就是动物身,动物的身体都称为肉身。肉身的本性就是自私的、残暴的、非常胆小怯懦的、贪婪的,肉身实质上就是欲望。但是另外一个思想体,佛教叫做法,它分成体相用,就变成是法身。法身是你看不见的,这个意念是很大的。你不断地修炼,就是能去你的肉体,最后你能成佛。在这三道里不断地轮回,在六道里不断往返,最后人人都能成佛。这个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改变了很多,到南北朝时期,中国的人口比高峰时候减少很多,都很痛苦,当时有很多很悲惨的诗句。佛教引进来之后,把这个打破了,社会又开始复苏,盛唐的时候就是以佛教为主。

后来经历了明、清,这两个朝代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戕害是非常大的。朱元璋是农民出身,他把所有人都当畜牲一样圈养,人不能随意迁移,要离开都要路条,都要审批,当畜牲来养。中国人都很怕官,就和那个时期是很有关系的。当官都是他说了算,不行随时可以杀掉,最典型的是朱棣杀方孝孺,灭十族。那个时期造成了中国人人格的丧失。中国老百姓胆子特别小,人格有缺陷与明朝有很大关系。与清朝也很有关系,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,不像元朝时间很短,只搞了九十多年。它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,进来之后,把整个汉人都当成奴才。所以这两个朝代使中国的老百姓在春秋战国、大汉时期、盛唐时期、宋朝时期的那种骄傲、自信,那种强大的精神体丧失了很多,虽然还是有,在骨子里,但变成有两面性,这是很关键的。

这个文化一直延续下来,到了企业也一样。企业大了以后,无论什么战略,什么制度,其实都离不开人,有人就有这个文化存在。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出生的,都离不开这个文化,所以就有很多的矛盾,都有这种两面性,加上清末之后引进了西方的文明,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较量,形成了二元文化,一直存在于我们为官、为商和为人的过程中。所以要用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治理好这个企业,就很关键了。中国华信提出由力而起、由善而达,本来是由善而终,终是对的,但是很多人不理解。刚才提到巫师文化,《易经》实质就是巫师文化的代表。《易经》被列为大道之源,群经之首,被看成是中华文化的起源。我们有很多的俗语和词句都来源于《易经》。它把宇宙讲清楚了,任何东西都是阴阳。宇宙大爆炸之后,所有的万世万物都是在阴阳中互动,动与不动,变与不变,都在不断地产生。本体是不变的,就叫道,道是本体。所有在变的东西都是相与数,也就是理、相、数。实际不管是佛学、道学还是其他宗教,讲的事都是一致的。《易经》讲理、相、数,首先要把理讲清楚,这个理就是自然规律,就是本体的理。所有东西都是相在发生变化,这个相随着数发生变化,这与佛教讲的体相用是一样的,变化的都是在阴阳之中,在变与不变之中。所以我们提出由力而起,宇宙所有事物的本体都是由力起,这种力首先是宇宙大爆炸。由爆炸力产生了吸引力,由吸引力产生了战斗力,到企业叫执行力。宇宙之事由力起,最后要善终。终在传统文化中是属阴的,由力起,起是阳的,因此是阴阳互动的。但是我们改成“达”,“起”与“达”两个都是阳,按理说是不好的。从《易经》来讲,本来要阴阳互动。但是终容易被人误解,终本来讲是周而复始,就像我们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来,每天都是24小时,我们每周过的都是星期一到星期天,所以世间万物都是阴阳互动。人活在世界上几千年都在不断重复。这场戏实际就是两个人在演,男人和女人,就是阴阳互动,不断地演出那么多问题。所以我们讲由力起,由善终,这个“终”代表生生不息、周而复始。我跟一位国学大师见面,他问我由力而起、由善而终是你请人写的,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?我说是我自己想的。他说,很难得有人敢用两个“由”,而且一起、一终,“终”这个字是没人敢用的,这个字一看就感觉不好,你敢用说明你的境界已经非常高了,有很大的胸怀和格局。他对由力而起、由善而终是很认可的。

中国华信的文化是“由力起,由善终”,演变到我们的集体制民营又是什么呢?很多人对集体制民营企业不理解,因此我们要讲清楚。集体制首先是社会化的管理,像欧美有很多大的财团、大学、社会组织,最后都是留给社会的,不是家族化的。所以我们称为社会化管理。改革开放时间很短,也没人这么做过,所以我们提出来,很多人都不理解。但是这个集体制到底是什么东西?如果是国有的,那机制就没这么灵活;如果是我个人的,那整个华信都是为我打工,也会出现很多分配矛盾。所以我们的母公司叫集体制的,是社会化的。但为什么又叫民营的?我们母公司不分,但二级公司是合伙的。

我在香港有一个搞文化的朋友问我,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,你企业的目标是什么?我说你是搞文化的,这个问题我要和你认真研究一下。我说人生本身就没有目标,目标本身就是人生,所有为人生设立目标的人都走不长。因为从中华文化来讲,万事万物都在变和不变之中,不变的是地,变的是天。如果地变了,来个海啸人就受灾了,所以地是不能变的。但是天是变的,天天都在变。所以你设定的目标只能是不变的东西,但是你设定不了变的东西。所有的事物都是在变与不变之中,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,就是你的价值,就是佛家讲的本体,也就是《易经》讲的理。

他说听起来有一些道理,但还不是很理解,你的价值是什么?我说我的价值就是我提出的由力起、由善终。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很关键的是“至善”这两个字。至善的理解,用佛教来讲就是,天地是无情的,人是有情的,人的情感就是最大的价值,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善,人本身就是为天地补缺,为价值服务的。实际中华文化是非常厉害的,第一次把人提升到一切是为价值服务的。价值是什么?价值就是至善,是为天地补缺的。因此,华信提出善终,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。像农民养猪,养鸡,养鸭,他也有价值,如果没有农民,那你就饿死了,所以农民本身就非常有价值。他活在这个世界上,为什么能活着,为什么会有生命体?他本身就是有价值的,任何的生命体都是有价值的,他所从事的事都是为价值服务的,而不是为名、权、利服务的。如果你认清了自己,定位好价值,其实就有序了。华信也是为价值服务的。

我们的价值转换成我们的战略,就是服务国家战略,紧随国家战略,提出以拓展国际能源经济合作为主的战略,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。所有进来的人都找到自身的价值,在这个平台里干,最大的价值是服务国家战略。但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时候,对外是合作共赢的,不是去抢夺。我们提出两个成就,先成就别人,再成就自己。中国华信母公司是集体制的,是社会化的,是不分的。因为不分,所有的人,先共同把这个集体做大。当集体利益受损的时候,可以牺牲个体利益,但是大集体又可以有组织地补偿你的个体利益。所以我们又叫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。因为母体是不分的,是社会化的,它越来越强大。为什么华信发展得这么强大?因为它不分。如果要分,早就分光了,可能内部斗争,股东之间的斗争,早就打死了。就因为不分,包括我都在为这个集体服务,所以都是无私地在为集体服务。集体做大了,我们变成有组织地分配,在各个二级项目上形成合伙,形成三级法人、三级授权。

对内的制度也非常清楚,是以董事会为领导,有组织的共同经济体,是社会化属性的母公司,分成一级是集团,设立几个委员会管控,二级是投资平台,三级是合伙,这个都非常清晰。之后我们用三种关系,从职业经理人到事业经理人,到老板,老板变成合伙人,可以具体到我们每个项目变成二级合伙人合伙。我们的合伙人基本上就找三种人,第一种是由事业经理人变成老板;第二个就是体系内的,金融机构的合伙人,金融是很重要的;第三种合伙人就是体系内出来的,对企业管理、运营能力很强的合伙人。

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三种合伙人,而不向社会去找?中国华信董事会三届十次会议把长远的安全战略发展放在第一。中国的民营企业还很年轻,面临着很多困难。新中国公私合营以后,中国是没有私营企业的。改革开放以后,开始是试探性地用承包制度,私营企业在九十年代才发展起来。而九十年代发展的时候,我们的劳动力很多,成本很低,百废待兴,又有资源,对一、二类城市,主要沿海城市第一轮放开,土地放开,允许私营企业来搞活。实际是作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,就是对轻工业的加工由私营企业来做,但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、重工业的,还是由央企、国企。还有一个外资,形成三驾马车。但是到了今天是很困难的,特别是民营企业。为什么困难?第一,因为当时的劳动力成本很低,就像越南、柬埔寨,一个工厂,他不要工资,只要有一口饭吃,就可以为你打工。但是现在不一样,现在新的矛盾很多,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。第二个就是能源上游的物资、资源牢牢地被欧美、日本的这些财团控制住,原材料价格很高,我们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,导致了原材料的成本一直在增加。再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,财政货币政策调整,保持人民币对外不贬值,金融资产对外开放,吸引了5万亿的外汇投资。这5万亿投资又赚走了至少3万亿。这3万亿的利润是哪里来的?除了劳动剩余价值,更多是资产升值。资产一升值,又增加了投资成本。因此这一轮的民营企业非常困难,这个困难是大环境造成的。当然现在也在调整了,但是需要一个阶段。因此三级合伙我们更多的就选择体制内的合伙,体制内培养了很多人才。

为什么我们要到欧洲去?为什么我们要到捷克设立第二总部?其实捷克作为中东欧十六国的心脏,首先我们有上游油气的股权和权益,在中东欧、地中海、黑海区域,这些国家需要中亚和俄罗斯的油气,中国华信以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作为支点,并控股哈塔克斯坦国家石油国际公司。我们在上游和下游终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桥梁连接作用。这种纽带作用对双方都是好的,这就是王阳明讲的格物,在物与物找到空间。中东欧同时是工业走廊,捷克是发达国家,捷周边还有好几个发达国家,这些发达国家现在人口不断减少,生产力是有问题的,我们中国的生产力实际是非常旺盛的。中国华信定位国际投行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。我们去收购他的工业,又和我们国内的工业混合,提高了他的生产力,扩大了他的消费市场。他的消费市场就不单纯是在欧洲了,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,实际是国内与欧洲之间,国内、国际的两极互动,也支持了中国供给侧的改革,使我们产业升级。这既符合国家战略,也契合欧盟战略。这个时期他们需要中国的生产力,同时中国的企业也需要与他们合作,实际这是互动的,是相互共赢的。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,不是去侵略,不是抢夺资源。我们起了国际投行的角色,同时也变成投资集团,通过一带一路把非洲、中亚地区、中东地区、欧洲、中国实行经济一体化。我们定位从金融、工业装备、能源起推动作用。这种推动使几个方面都共赢了。

中国华信还设立了公益组织,有慈善公益基金会、中国文化院、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,目的就是为了公益慈善,最后还是为价值服务。十几年来,我们不断开展能源公共外交,使大家从不信任到信任,举办不同的能源论坛,请了很多能源专家,开展能源的研究,发表了很多的能源报告,都是为社会服务。在文化上,我们组织开展世界文明论坛,把多种宗教的领袖组织在一起,探讨共同伦理,使大家在共同伦理的核心价值上达成共识,增强互信,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现。在捷克投资足球俱乐部、媒体电视台,资助开展了公益活动,这都不是盈利的,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?目的就是打破文化的鸿沟,降低信用的成本。中国的企业和捷克的企业是互补的,捷克有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管理能力,中国有消费市场,有大量素质良好的劳动力,而且中国华信又有中亚、非洲、中东地区的上游资源权益,通过金融手段,控股银行,获取海外低成本资金,对接投资项目。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地干,有长远的战略,来体现我们的价值。这个价值是无国界的,这个价值是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刚才我讲,人是为价值服务的,人是为天地补缺的。我们华信是为价值服务的,华信设定的文化,由力而起、由善而终,先成就别人,后成就自己,延伸到我们的战略,都是围绕着至善的文化为价值服务。我曾经讲过一句话,凡事都是缘分推动,能量的转换。任何一个人的认识都是缘分。可能认识一个人能改变你的一切,你的一个老师、一个朋友,或者你的一个合作伙伴能改变你的一切,这就是缘分。认识一个贵人,能使你发达,认识一个坏人,可能使你变成坏人。怎么改变在于你自身能量。最后如果你认清自己,找到价值,你的能量可以不断地转换成力量。这种力量就像我们拜佛时讲的心想事成。所有的力量都来源于你的意念,你心里一动,外围一切都在动。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价值,把事做成了,名也有,利也有,权也有。如果没有找到自己价值,任何的名、权、利都不是你的,不是你的是留不住的,像东汉末年,整个汉朝乱了,皇后杀了太后,太监夺权,结果引了董卓进来,最后天下搞乱了,整个国家乱了。之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,公敌就是曹操。刘备集团愿景很大,匡扶汉室,杀曹贼,举着义旗。这个义旗一举,四方都来了,结果他建立了帝业。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自私了,为了给自己的兄弟报仇,把私欲放在公仇之上,不是去打曹操,而去打东吴。结果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将火攻,全军覆没,在白帝城死了,这个事就没了。他违背了天道,跟大多数人追求的价值观不一样了,就是我们干什么事都是为价值目的服务的。把事做好的目的是什么?目的不是名、权、利,名、权、利是工具,把事做好,名、权、利会追随你。所以对自己的价值认定了,就得按认定的价值去做,而不要被表面的东西诱惑。像唐僧,到了女儿国,他对女儿国国王也动心了。但是最后他知道自己的价值,就是要取回真经,还是拒绝了女儿国国王。这就是定力。如果没有定力,你能把事情做成吗?你就会丧失自身的“法力”。任何事情都有价值目的,品牌战略也是为价值目的服务。

中国华信的集体制民营、三种关系、一企两制理念的核心精髓要展示出来。宣传展示的目的,首先是你为社会做了什么,得到社会的认可有多少,价值体现在哪里,最后印证价值。其次让人认同你的价值,来追随你。而不是宣传企业多大,让人来羡慕你、崇拜你,那整个宣传就歪了,就没有灵魂了,这就不叫品牌。品牌最重要的是灵魂,最重要的是打动人心、凝聚人心,品牌战略的精髓就在这里。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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